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观察"2015年11月号第2辑-初中作文-16700字

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观察”2015年11月号第2辑

整理：fcs2002

1. 厅官“弃车拿车补”的启示与遗憾

2. 激活“单位受贿罪”，为财经秩序提供新支撑

3. 拿什么拯救电视购物的信誉危机

4. 农民工讨薪为何不请法律请钟馗？

5. 以“大病保险”为稳稳的幸福兜底

6. 为“双11”前的权力提醒点个赞

7. 渐进式延迟退休，最牵动民生神经

8. 新任市委书记体验“打车难”意在何处

9. 职业农民，只能产生于更具现代性的乡土

10. 贪腐官员“二进宫”，谁该被问责

11. “猫狗大战”，消费者怎么看？

12. 开设“乳房美学”彰显高校办学自由

13. “劣迹演员禁演”不妨由行业协会裁定

14. “狗咬人诈捐”事件该有一个温情结局

1. 厅官“弃车拿车补”的启示与遗憾

朱昌俊

在湖北的公车改革中，有20名省直机关单位一把手主动放弃了公车，参与车改，选择每个月拿1690元的车补。湖北省机关事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按照车改政策，这20名一把手本可以继续享受公车的。（11月3日《湖北日报》）

按照湖北省的公车改革方案，各省直单位主要负责人及由副部级官员任“一把手”的单位的常务副职，可以选择继续保留公车，也可以主动参与车改。但最后，在参与车改的108家省直主要单位中，有20家单位的一把手主动放弃了公车，选择参与车改拿车补。这样一种现象之所以获得媒体的关注，概因该这情况确实少见，也真实展现了在车改中，不同领导干部对于改革的不同心态和取舍。

公车改革之所以受到社会的如此关注，并非仅仅是因为庞大的公车消费提升了财政成本，更关键在于，公车背后所展示出的权力气场身份，不符合现代政治的要求，加剧了社会的官派作风。而这也是公车改革的最大阻力所在。然而，从湖北多位厅官和部门一把手主动参与车改，放弃公车而选择拿车补的现象来看，官员对于公车的依赖和迷恋并非铁板一块。那么，在车改方案的设计上，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让那些愿意放弃公车的官员有选择的可能，其积极价值不可忽视。

首先，身为省直机关的一把手，主动放弃公车，就形成了一种价值和行为上的示范，对于公车改革的全面落实而言，大有裨益。此前就有媒体报道，在多地的公车改革试点中，各部门的“一把手”往往自动被排除在改革的范围之内，这或许正是改革试点多未能取得时效的重要原因。其次，相较于配备公车的成本，每名厅官每年不到两万的车补，还是相对来说成本更低。

值得注意的是，20家厅官级“一把手”均来自一般意义上的非实权部门，如省征兵办、省文史馆、省台联等单位。这些部门相较而言，公车需求本来就不大。若严格按照行政级别作出统一规定配备公车，显然并不符合最大程度上减少公车开支的公车改革需要。这说明，不仅一些官员自身对公车配备有不同看法，从现实需求上看，也不必完全按照行政级别统一来配备专车，各地大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多元化方案。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按照国家公车改革方案的相关规定，中央国家机关车补上限为每月1300元，地方不得高于国家标准的130%，湖北厅级官员每月1690元的车补，正好属于踏

着最高标准的上限，或是值得遗憾之处。该额度是按何种标准制定的，还是应该给出合理的理由。毕竟，这一标准放到北上广也是最高标准了。若都按顶格标准制定，在不同地区间显然就形成了一种比较上的不公。

厅官“弃车拿车补”，虽然仍不乏遗憾之处，但瑕不掩瑜，在某种程度上，都为其它地方的公车改革和官员对改革的配合，都树立了一种价值标杆。眼下距离中央要求的地方公车改革“大限”已经不足两个月，湖北率先执行和个中经验，都不乏值得各地借鉴之处。（朱昌俊）

2. 激活“单位受贿罪”，为财经秩序提供新支撑

然 玉

在六年时间里，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教育局要求学校统一从淮南市新华书店征订教科书等学习资料，以“宣传推广费”的名义账外收受新华书店回扣523924元，被当地法院判决认定构成单位受贿罪，判处罚金20万元。记者了解到，国家机关被判构成单位受贿犯罪，在国内比较罕见。相关专家表示表示，这个案件是一个信号，它告诉我们，为小集体谋私利，也会受到应有的惩罚，违法必究。（11月3日《法制晚报》）

一起本不起眼的案件，因为被判构成单位受贿罪，而引发了法律界的广泛关注。在漫长的司法实践中，与之相似的犯罪事实层出不穷，但做出如此判决却少之又少。可以说，所谓“单位受贿罪”几乎成为沉睡的法条。它不被援引、缺乏判例，久而久之俨然丧失了现实的适用力。恰是在此背景下，淮南市的最新案例，方才被解读出了某种“信号意义”。它或许预示着，国有单位内由来已久的“违法获利，集体瓜分”现象，将进一步明确司法归类，并强化对刑责的追究。

淮南谢家集区教育局一案，其实很好地解释了单位受贿罪的构成要件。首先，其犯罪主体必须是国有单位；再者，其犯罪过程乃是基于“整体意志”，并伴随有“利益均沾”的特性。客观来看，关于单位受贿罪的法律表述明晰、适用范围清楚。日常司法实践若要“据此判案”，完全毫无技术难度可言。可是在现实中，该罪名却长久形同虚设，这无疑耐人寻味。 为此求解，自然要厘清一个前提事实。那就是，在过往多数时候，我们都倾向于用财经纪律、组织规范，而不是诉诸于司法途径，来对国有单位的财务状况进行约束。比如说，开展“小金库”治理专项行动，倒逼各单位收支透明、专款专用——对于从中发现的违规线索，最终也多是施以行政处罚了事！正是由于这种惯例使然，在破解国有单位财务乱局的努力中，司法机构往往扮演着较为次要的角色。

然而时至今日，事情显然已在变化。在淮南的最新案例中，涉事的教育局被判以“单位受贿罪”，此举所传递出的信息，远远超出了个案的范畴。这一方面意味着“案件定性”的调整，由违纪行为变成犯罪行为，相应的惩戒力度势必强化；另一方面也表明，“法不责众”的旧例被打破，利益同盟的内部狂欢，将面临被集体追责的可能。可以预见，激活“单位受贿罪”，将有效实现相关犯罪的类型化，并就此提供标准化的处置路径。

维护国有单位的财经秩序，由行政主导转而变成司法主导，这是值得期待的新迹象！随着诸如“单位受贿罪”一类的法条被唤醒，我们接下来更该去思考的是，要怎样去破解判决执行难的问题？终究，一项法律条文的生命力，不仅取决于其被援引的频度，更取决于其产生的最终后果，以及所造成的直接威慑。（然 玉）

3. 拿什么拯救电视购物的信誉危机

陈广江

今年7至10月，中消协针对北京卫视等33家卫视的购物栏目及中视购物等12家专业购物频道，开展电视购物服务测评活动。11月2日，中消协发布的《电视购物服务测评报告》显示，电视购物存在不开发票、不履行7天无理由退货、产品没有发货地址和联系人、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标准等问题。特别是虚假宣传问题突出，120条电视购物宣传信息中，

有111条涉嫌违规。（11月3日《新京报》）

电视购物鱼龙混杂、乱象丛生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但宣传广告超九成违规的现状还是令人大跌眼镜。在普遍涉嫌虚假宣传的情况下，出现商品质量低劣、售后服务堪忧等问题再正常不过了。在“互联网+”时代，电视购物要想生存发展，面临着一个燃眉之急的问题：拿什么拯救整个行业的信誉危机？

虚假广告满天飞、产品质量良莠不齐、售后保障形同虚设，是电视购物长期存在的“三宗罪”。针对问题的严重性，早在2006年，国家广电总局、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出重拳，叫停了药品、医疗器械、丰胸、减肥、增高产品等“黑五类”产品电视购物节目。但结果，“禁播令”并未成为行业的分水岭，不仅电视购物的黄金期没有出现，而且乱象继续蔓延，信誉危机依旧未除。

从这次中消协的《报告》看，电视购物虚假宣传问题依旧严重。违规介绍药品、性保健用品和丰胸、减肥产品，使用极端化、绝对化语言，叫卖式夸张语调宣传商品，以新闻报道、百姓故事形式发布宣传信息„„在我国电视购物20年发展史中，这一问题始终未得到根本解决。当前，“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已经形成，给行业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 因有电视媒体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支撑，电视购物有着网络购物无可比拟的天然优势，不仅信息发布范围广、速度快、效率高，更有“品牌背书”式的强大背景支持。但成也广告，败也广告，电视购物广告成了违法广告的重灾区，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挥霍了行业的信誉以及电视媒体的公信力。如今，“电视购物就是骗人”的观念在社会逐渐传开，行业诚信重塑迫在眉睫。

除了经营者加强行业自律、电视媒体强化自我审查外，相关部门应尽快制定出台相关规范措施，强化事中监控和事后查处力度，提高行业门槛和违规成本，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国外，电视购物的监管非常严格，产品售前的质检和售后服务比较规范，所出售的产品须经过电视台严格检查，电视购物公司为消费者提供退、换货服务是通行做法。而且，一旦出现违法行为，商家轻则砸饭碗，重则被告上法庭。

重建行业信誉绝非易事，但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拯救电视购物的信誉危机不妨从规范宣传广告开始，拿出刮骨疗毒的勇气祛病除根。（陈广江）

4. 农民工讨薪为何不请法律请钟馗？

龙敏飞

11月2日，两名打扮成钟馗的人和10多名农民工在河南省郏县房管局门口或坐或站，不时站起来高呼“郏县房管局拖欠农民工工资，农民工没钱吃饭。”。据现场农民工称，2011年6月份他们参与建设郏县廉租房——民心家园项目，郏县房管局拖欠工程款以及农民工的工资2000多万，四年多一直没有拿到。随后一名工作人员来到现场表示，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他们并不了解，他向领导汇报后一定给农民工一个说法。（综合11月3日新华社、紫荆网）

年关将至，讨薪又成为岁末年初的大戏。这些年，为了讨薪成功，农民工也是蛮拼的，除了体力活，还有脑力活。单纯地农民工讨薪，已经很难吸引舆论的关注。于是，农民工的讨薪，也开始花样创新，从一开始的跳楼秀、跳桥秀，到后来的裸奔、骑马舞，再到扮演元芳、扮演新闻发言人以及这一次扮演钟馗„„农民工的“中国式讨薪”，的确令人心酸。而就此次郏县房管局而言，他们欠薪是因为没钱吗？非也，因为他们自己便住在豪华办公楼里。 对于舆论的追问，郏县房管局称豪华办公楼是“借用”，但很显然，用于建设保障房和幼儿园的地盘被房管局“借用”了，似乎也是伤及民生的行为。客观来说，对于各种各样的花样维权行为，比如这一次的扮演钟馗，的确是不值得支持的，但问题的前提是：法律渠道必须畅通。按月发工资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相关部门却对法律公然亵渎，其又有什么脸面抱怨农民工呢？就如今来说，钟馗讨薪能否驱除郏县房管局的“鬼”，值得期待。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现实中也有不少农民工找过政府部门，但结果要么是碰壁，要么是被推诿。比如2013年，农民工老何等3人找河北遵化市劳动监察大队维权，结果却被告知，“政府的事我们管不了，我们只能管私人企业”；再比如，2010年，东莞市“藏宝国际大酒店”拖欠装修工人工资，农民工拉横幅讨薪被不明人员殴打，求助信访办主任，却被称“活该”„„而这一次的老赖，又是政府部门，置于这般语境下，便大抵可知农民工为何不请法律请钟馗了！

然而，对于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知名网络舆情专家吕英杰曾指出，实际上我们并不缺制度也不缺法律，缺的只是对制度与法律的执行与信仰。众所周知，早在2011年5月1日，恶意欠薪入罪已开始正式实施，而随后最高法出台司法解释，称“拒不支付一名劳动者3个月以上的劳动报酬且数额在5000元至两万元以上的；或拒不支付10名以上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且数额累计在3万元至10万元以上的，即构成“数额较大”，应追究刑事责任。”遗憾的是，法律制度很美好，现实执行很骨感。

农民工扮演钟馗讨薪，不过是无奈之举。倘若法律渠道畅通，倘若劳动监察大队积极作为，倘若政府部门自己不当“老赖”，农民工又何必为难自己呢？可以说，农民工讨薪背后的执法缺失乃至踢皮球，是一种严重的制度溃败。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很多地方都在出台“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解决农民工被欠薪，同样应配以“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让责任分解到人，如此，农民工才求诉有门，也才会更加相信法律而不是“钟馗”。（龙敏飞）

5. 以“大病保险”为稳稳的幸福兜底

高亚洲

在白血病、癌症等许多令人色变的大病面前，常常让人无力的便是高昂的医药费，不少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流行着这样的一句话——中产与破产之间，只隔着一场大病的距离。湖南“大病保险”方案于近日出台，提出在2015年底前大病保险覆盖所有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群。

准确来说，大病医保是在基本医疗保障的基础上，对大病患者发生的高额医疗费用给予“进一步保障的一项制度性安排”。从2012年写入国家多部门联合下发的指导意见中，到持续三年的大规模试点，大病保险的确在“减轻人民群众大病医疗费用负担、解决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问题上”，显现出让人兴奋的作用。

回到湖南版的大病保险方案来看，首先从参保范围上实现了“主动性”全覆盖——只要参加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者新农合，就可以无需再办理手续，也无需缴费，成为大病保险的受益者。

其次，此次大病保险不仅扩大了合规医疗费的范围，还把重大疾病的保障范围，实现从根据病种向根据家庭收入的转变。如此一来，能够从更大范围帮扶到真正需要帮助的大病患者，让那些所患大病不在病种范围内的贫困病患免致绝望的境地。

再次，还在大病保险的基础上，打出了“组合拳”。除了强调要做好基本医保、大病保险等制度间的互补联动外，还明确提出对经大病保险支付后自付费用仍有困难的患者，民政等部门要及时落实相关救助政策，以全方位、立体的医疗保障消弭全民看病尤其是大病之下的风险。

于此而言，大病保险的推出，不仅是在市场逻辑中一次险种的丰富，也不单单是国家福祉语境下的财富再分配，而是建立在市场机制上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上一次创新。通过激发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固有优势，在不增加国民负担的基础上，制造出更稳固的公共福利供给，同时，通过更细致和人性化的组合拳设计，打造出全方位的保障体系，为参保民众的稳稳幸福进行兜底。诚如李克强总理所言，我们把大病保险做好了，就能把社会的“最低线”兜住，也就安定了民心，大病保险是整个社会的稳定器。

当然，依然有必要提醒的是，在目前城乡居民医保基金“满负荷”运行且统筹层次较低

的背景下，大病保险的全面铺开，依然可能面临着各种潜在的挑战。正如此前有论者所担忧的，以大额医疗费用为保障范围的普惠型的制度设计，会否遭遇推高医疗费用的负面激励，进而加重医保基金运行压力？保险公司介入医疗行为程度不足，如何在促进医疗行为规范、控制不合理医疗费用中发挥作用？如何在市场机制下规避商业保险公司之间的价格之争，以及相关部门的利益之争？这些都需要在未来的推进过程中，以更具体细致的制度设计，通过对当前医疗体制以及保险市场的革新，来规避其中的潜在风险。（高亚洲）

6. 为“双11”前的权力提醒点个赞

王传涛

今年“双11”购物节，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公开发布《关于规范网络零售价格行为的提醒书》，督促、引导企业自觉遵守价格法律法规，共同维护好市场价格秩序。提醒书要求，标价内容要真实明确、清晰醒目，价格变动要及时调整；禁止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标价形式或者价格手段，欺骗、诱导消费者进行交易；不得使用“仅限今日”“今日特惠”“明天涨价”等不实语言。（11月2日 发改委网站）

“双11”狂欢节就要来临，各大电商网站已然在广告宣传方面使出了浑身解数，无论是手机还是电脑，各种弹幕广告总是往外跳，拦也拦不住；同时，各网店店主更是绞尽脑汁玩着花样搞促销，短信、QQ 、邮箱、微信上的广告也几乎是铺天盖地。这预示着今年的“双11”将更加疯狂，刷新最高交易额应该不在话下。

但是，过往几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双11”狂欢过后往往留下狼藉一片：投诉和维权数量会出现井喷之势，无论价格、物流还是商品质量，都将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此语境下，为规范电商服务行为及更好维护消费者权益起见，相关部门发出提醒书，是在打预防针，相信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电商的不合理促销行为。

本质上讲，无论是“双11”，还是“双12”，都是各大电商网站炒起来的购物节。没有人否认在这样的购物节中，能够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但是，如果按照经济学原理，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几乎是全民开网店的时代里，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在平时也已经被压到了最低。也就是说，即便不是“双11”，我们仍然能够买到平价商品；而如果过于追求在某个节日里买到实惠商品，很有可能会导致店主亏本经营，而这绝非是商家所愿意做的事情。在经营压力下，过于炒作“双11”等购物节，就不可能避免地出现“先涨价后打折”、“天天清仓大甩卖”、“天天今日特惠”等虚假打折促销现象的再现。在这样的过程中，消费者的权益更容易受损。

在“互联网＋”时代里，电子商务等新兴业态的快速发展实际上为政府管理提出了许多挑战。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5－2020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竞争及企业竞争策略分析报告》显示，近几年的电子商务发展速度均超过了20％的发展速度，还有年份甚至接近30％。而在去年“双11”，仅天猫成交总额就达到了571.12亿元，新的网上零售交易纪录诞生。当数据一次又一次被刷屏，政府的管理就必须要跟上时代步伐。

今年5月份，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国发〔2015〕24号），意见要求，各政府部门要在营造宽松的发展环境的基础上，不断健全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加强信用体系建设，以此来全面推动电子商务的发展，并更好的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显然，这给各个相关政府部门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与任务。

发改委等部门发出的虽然名为“提醒书”，但实际上也算是一份通知。其中更是明确要求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加强监管、对违反者要严肃处理等内容。在电商业务突飞猛进、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仍未跟进之时，这样的权力提醒，体现了政府部门的责任担当。因此，必须要为这样的做法点个赞。还要期盼，在规范电商业务发展问题上，我国应该加快相关法律与监管制度的建立健全，并以此来确保这个新兴行业的快速健康发展，并更好地维护消费者权益。（王传涛）

7. 渐进式延迟退休，最牵动民生神经

高亚洲

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正式发布，“十三五”的全新蓝图正徐徐展开。在“十三五”时期，追求稳定与追求速度的交汇点主要集中在民生。而其中最牵动民生神经的便是在规划中，推出渐进式延迟退休。（11月4日《每日经济新闻》）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第一次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到此次十八届五中全会背景下十三五规划中提出的“出台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纷纷扰扰的数年间，“渐进式延迟退休”显然已成为顶层设计中的重要共识。

延迟退休的提出，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比如社会转型期，人口红利将比预期结束得早，比如银发时代的到来，养老负担将渐趋沉重；而对比国际通行做法来看，在原基础上的延迟退休，也是一种“国际接轨”。

而对“渐进式”的选择，则是基于更具体细致的考量。毕竟，延迟退休政策的推出，虽然有不容辩驳的现实必然性，但因为其对个体利益的冲击以及对就业压力的影响，也是不容分说的，如此之下，必然会产生深刻的分歧，此前根据媒体的调查，有近八成的人对延迟退休是持否定意见的，其中原因既有对就业机会的担心，也还有自身健康的忧虑。于此而言，以渐进来延缓冲击和影响，不失为一种理性的稳妥之举。

根据相关部门对渐进的阐释，一是会有一个预告期，提前几年告知社会；二是分步骤，可能会首先考虑从现在规定退休年龄最低的群体先开始起步；三是延迟退休年龄一定是要“迈小步”，以“一年提高几个月”这样的方式，一步一步来，用较长的一段时间逐步完成平滑过渡。

方法上的稳妥，是促成公共政策目标顺利推进的重要方式，不过，作为一种影响深远的公共政策，能否得到积极推进和目标达成，更重要的还是在于它能以符合社会预期的公平、公正，体现出其着眼于社会福利整体提升的良善。换言之，渐进式延迟退休是否有公平性考量，将决定着它能否成为造福于民的未来规划。

从这项政策本身来讲，在社会群体的无差别适用上以及渐进式的设置，已然体现出公平性在绝对和相对两个维度上的满足，不过，仍需看到的是，它存在着群体间不正常偏好和个体需求的制约。具体来说，根据此前媒体的调查，对延迟退休，存在过明显的立场分野。公务员队伍持肯定态度者多，其他行业有疑虑之声多。肯定和疑虑间，除了权力未脱敏的原因之外，还与现行多层次不公平的养老保险制度有关；此外，还包括延迟退休背景下对劳动机会公平的担心，以及个体需求差异化被忽视的担心。

于此而言，延迟退休的公平性考量，需要跳出延迟退休政策本身，要从尽快推进养老体制并轨、公务员职业化入手，消除权力底色下的不公平；也要从基于市场资源配置的逻辑下，为延迟退休者提供更公平的劳动机会入手，让中老年人通过技能培训和产业引导，尽量消除延迟退休所带来的机会不公平；还要从政策实施中个体的可选择性去满足不同个体的差异化需求，实现在大政策语境下满足个体需求的相对公平。（高亚洲）

8. 新任市委书记体验“打车难”意在何处

朱昌俊

11月2日下午6时，三亚市委书记张琦到海口出席省委会议坐动车返回三亚，在三亚火车站出租车等候长廊，看到现场旅客扶老携幼人头攒动，个个翘首以盼苦等出租车，好长时间见不到车，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当同车次最后一位旅客搭出租车离开后，张琦才打车离开火车站，但他足足等了55分钟。对此，张琦在微信群里痛斥：三亚出租车市场不能仅仅靠提高价格和限制数量来管理。（11月4日《南国都市报》）

市委书记成为街头“翘首以盼苦等出租车”的人群中一员，这又是一起官员亲民案例。

从舆论的反馈来看，较之于此前一些官员亲民事件都往往引发作秀的质疑，这次大家似乎更对市委书记能否成功推动打车难问题的最终解决抱以期待。其中原因，除了其从省上开会回来这一真实细节，更主要的或许是，打车难确实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一把手的“体验”契合了民众的关切。

市委书记体验并痛斥之后，各部门的反应和行动不可谓不迅速。如从第二天开始，三亚市交警部门就开展了出租车不文明行为专项整治行动，进一步加强出租车交通安全管理。相关部门积极回应的态度值得肯定，但用专项整治来治理打车难问题，显然还并未抓住问题的核心，恐怕也并非是市委书记所最希望看到的。

三亚的打车难问题由来已久。此前三亚有关部门也采取了多项措施，如自2011年至今，三亚先后两次调整出租车运价，但最终结果如何，这次市委书记的体验给出了最直观的答案。这或也是其痛斥，“三亚出租车市场不能仅仅靠提高价格和限制数量来管理”的真正所指。这样的认识，其实不只是针对三亚的出租车市场，在全国范围内应该都成立。比如取消份子钱，降低行业进入门槛，开放网络专车等等，这些治本之策，不仅已取得了共识，也在一些地方的出租车改革中得到了落实。而对三亚而言，打车难的原因还包括交通堵塞，景区给出租车回扣，导致大量出租车扎堆等。这些问题，能否从根本上一一解决，显然不仅仅需要市委书记的体验与“痛斥”，更需要在后续给予更大的改革决心和魄力。

后续如何，还有待观察。但此事中，最值得关注的或许并不在于此，市委书记的真正所指，恐怕也不仅仅在于出租车行业。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是，这名市委书记于上个月月底刚刚赴任，体验打车可谓是其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其传递出的公共意义，难免让人联想和放大。比如，上任伊始选择对出租车行业“开炮”，反映了一种亲民姿态和对民生问题的关切；二来，指责在解决打车难问题上的不够彻底，展现出较开明的改革认知。这样的“第一印象”，能否在日后更普遍的治理行动中得到兑现和延续，更让人期待。

市民打车的难易，相关部门应对方式的选择，既反映出行政系统对民生问题的重视程度，也是城市管理者直面问题，处理问题的勇气和能力的一种真实反馈。而一位勇于走上街头，加入打车市民队伍中的新任市委书记，显然意在传递一种务实的作风。这样一种示范，不仅仅指向打车难问题的解决，而更应是整个行政体系的作风和治理能力。于此而言，新任市委书记无疑作出了一次“高调”的亮相，但留给他的任务，不仅包括打车难问题，近年来三亚的旅游秩序等具体事务，更可能是对整个三亚治理体系的改造和刷新。这也才是对其“首秀”的最好回应。（朱昌俊）

9. 职业农民，只能产生于更具现代性的乡土

然 玉

“我们现在农村大部分农户就是七八亩地，十几亩地，一户就种这么一点地，靠这一亩地赚的钱跟在城里打工一个礼拜赚的钱差不多”。11月4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在介绍《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等方面情况表示，怎么样能够让务农真正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职业，让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人也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是“三农”政策当中要破解的一个大的难题。（11月4日央视）

“种地一亩，约等于打工一周”，这一论断看似语出惊人，实则不过是复述事实而已。长久以来，农民群体所面临的根本性困境就在于，极为有限的生产资料，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远远无法产生有足够有吸引力的收益。于是诚如我们所见，大批青壮年农民逃离农村、进城打工，继而化身为产业工人的主力。这种单向度的人口流动，一度带来了可观的劳动力红利。然而时至今日，几乎由此被抽空的农村社会，却越发成为一个必须直面的问题。 为了应对上述趋势，官方给出了明确的思路，那就是“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缩小“农民”与“农民工”的价值落差，来让务农重新变成有竞争力的职业„„当然了，所谓“职业农民”并不会平白产生。它必须要基于两个前提：其一，实现农村资源

的重置和整合，这集中表现为“土地的流转”；再者就是技术、制度层面的积累，比如说机械化的生产技术，完善的金融制度、保险制度等等。

职业农民，与其说是政策激励的产物，不如理解为农村市场、农村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现代文明世界内，精细的产业分工体系，发达的商业服务系统，势必会向着乡村慢慢渗透。而与此同时，一同流向农村的，或许还会有成熟的产权交易机制，以及由此衍生的复杂的金融市场——的确，农民的职业化之路并不容易。因为其背后，必然意味着，一整套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

鉴于此，我们实则应该看到，推动农民职业化，关键还在于，实现农村社会的现代化改造。让资源充分流动起来，让产权获得有力保护，以健全的交易平台平衡诉求，以兜底性的保障机制兑现公平，经历了此一过程，才能创造出适合职业农民发展的新环境。就此而言，相关职能部门所要做的，就是进一步理顺农村社会的利益关系、权属关系，打破一切不必要的“设限”，最大程度激发出农村的创富热情与民间智慧。

更具“现代性基因”的农村社会，才可“培养出”更多的职业农民。而职业农民群体的壮大，又必然会进一步巩固农村社会的现代性。可以说，这是一个彼此促进的过程。需要重申的是，所谓“职业农民”，从不只是生计或经济层面的概念，他们代表着更笃定的身份认同，以及完全有别于传统农民的价值取向。这些，都是乡土世界的希望之所在。（然 玉）

10. 贪腐官员“二进宫”，谁该被问责

胡印斌

河南郑州市刑事执行检察局此前在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专项检察活动中，重点检察“有权人”、“有钱人”的刑罚执行情况，重新收监执行23人，其中，中国工商银行郑州市二里岗支行原行长陈安然、河南省省交通厅原副厅长李占朝、河南省储备粮管理中心原书记张传君等三名贪腐官员因不符监外执行规定“二进宫”。（11月4日《大河报》）

据披露，三名贪腐官员暂予监外执行的原因，均与高血压等病症有关，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保外就医”。根据去年中央政法委发布的《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指导意见》规定，从去年开始，有关部门即开始倒查近三年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案件，郑州此举应该是这一行动的阶段性成果。

司法部官员此前也曾表示，为防止一些罪犯借保外就医这个渠道逃脱惩罚，司法部与最高法和最高检将联合制定新规，特别是要从严把握适用保外就医严重疾病范围和条件，在办理首次保外就医和续保时，对其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疾病短期内不至危及生命的，或者是适用保外就医有社会危险性的，以及自伤自残的都不得保外就医，同时今后不积极配合治疗的也不得保外就医。

陈安然等三名贪腐官员“二进宫”，不仅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对于今后法院在裁定类似案件的过程中也有相关的指导意义。

不仅如此，此举也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不能因为是“有权人”、“有钱人”，就拥有了更多的法外自由。以陈安然为例，从2003年监外执行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2年，占到其全部20年刑期的大半，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这样的逍遥，不仅不足以起到惩戒作用，对于广大公众而言，也是一种明目张胆的刺激。

接下来的问题是，三名贪官被重新收监了，那么，当初裁定其暂予监外执行的机构和人员，是不是也应该被问责？

从目前已知的信息看，郑州市检察机关在专项检察行动中，也在深挖“以权赎身”、“花钱减刑”等问题背后的职务犯罪线索。其中，登封市检察院经共查办公安人员帮助逃犯“漂白身份”渎职犯罪6案10人。可见，不正常的减刑、保外就医背后，确有权力之手的肆意操弄，查处此类渎职犯罪案，是对民意诉求的积极回应。

目前尚不清楚在三名贪官监外执行裁定中，是否存在类似的失职、渎职乃至枉法情形，

但其被重新收监的决定本身至少表明，其中必有蹊跷，这不仅仅是法律规定“从宽”与“从严”的问题，更关涉到为谁“宽”、为谁“严”的问题。为什么那些曾经风云一时的“有权人”、“有钱人”，往往可以获得更多的监外执行机会？贪官获得了这样机会的同时，是不是意味着真正有需求者反而难以保外就医？凡此种种，值得深长思之。

从法律上讲，监外执行当然也是执行，但在一般理解中，因为监外执行同样抵消刑期，且有着一定的人身自由，当然也就会被认为是提前释放。因此，严格监外执行的范围和条件，本身就是司法正义的体现。同样，如果有机构和人员以此为条件，必然会在层层环节中滋生腐败。

要之，现在需要做的，不仅是让那些不该被监外执行的罪犯“二进宫”，也应该严查各个环节中的职务犯罪线索，该查处的查处，该问责的问责，彻底堵塞漏洞，勿使人道关怀的制度设计变了味。（胡印斌）

11. “猫狗大战”，消费者怎么看？

邓海建

“双十一”未到，天猫与京东的“猫狗大战”却已愈演愈烈，双方大打嘴仗，交锋多个回合。3日，京东宣布向国家工商总局实名举报阿里巴巴集团扰乱电子商务市场秩序。对此，天猫4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应称京东的实名举报是“鸡举报了鸭，说鸭垄断了湖面。”（11月4日 新华网）

商家互撕，比拼优惠。这对消费者来说，当然是最开心的事——不用费心巴力扮演“梅长苏”，就能神经大条地坐享渔翁之利。何况，鼓点已然响起的“剁手节”，本就是个价格战的惨烈之地。中国电子商务发展历程并不算长，大浪淘金，天猫与京东似乎已成“双雄割据”。不过这些年，各自都暗中憋着股劲，有跟工商同处一楼秀恩爱的，有与工商断然决绝发檄文的„„风格迥异，路子有别，其实目的都是一样的。所争所抢，不过是市场份额而已。 11月3日晚，京东表示，已向国家工商总局实名举报阿里巴巴集团扰乱电子商务市场秩序。所举报的，大概是不少电商活动中的潜规则：比如据称，阿里要求平台下商家如果参加天猫“双十一”主会场活动，就不允许参加其它平台“双十一”主会场活动。不然，各种罚则棍棒伺候。阿里究竟是否这么做，或者京东有没有类似“家规”，眼下还是个一地鸡毛的事。

不过，2015年9月2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77号公布《网络商品和服务集中促销活动管理暂行规定》，其中明确指出：电商平台不得“限制、排斥平台内的网络集中促销经营者参加其他第三方交易平台组织的促销活动”，该规定已于10月1日正式实施。紧接着，11月3日，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发布《关于规范网络零售价格行为的提醒书》，禁止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标价形式或者价格手段，欺骗、诱导消费者进行交易。凡此种种，皆说明“双十一”促销确实出现了公序良俗之外的游戏规则，而连年积弊也确实需要宏观调控廓清是非、厘清争议。

有一点是肯定的：逼着卖家站队，这种实体零售曾玩坏了的把戏，不应该成为电商竞争的杀手锏。因为卖家的话语权一旦弃械，伤害的是整个市场力量的稳态关系。最终，消费者贪了眼前恶战的小便宜，迟早要在无底线、无下限的竞争中吃大亏。于此而言，京东既然实名举报了，按图索骥的检查就箭在弦上——这既是还真相以清白的必由之路，也是规制市场秩序的职能作为。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是个让市场做主的年代，“互联网+”还在简政放权的大步流星里，中国电商发展到今天，似乎也没有“官二代”、“富二代”的流弊，都是白手起家，都是拼杀入局，管得太宽太严，终究不利于释放活力。尊重卖家的选择，尊重买家的权益，才能长远地走下去。眼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执法检查报告刚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猫狗大战也好，竞业策略也罢，对消费者来说，得实惠才是硬道理，构建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

才是硬道理。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无论是黑色星期五，亦或是“双十一”，没假货、真便宜，这才是消费者最关心的事。作为国内电商，口水仗固然要打，还得做足社交流量的功课，也要安排物流体系的保障，更要直面境外电商的挑战。至于逼迫卖家站队或打小报告等花招，还是趁早洗洗睡去。在自由开放的市场，永远别忘了赢得消费者才能赢到最后的真理。（邓海建）

12. 开设“乳房美学”彰显高校办学自由

刘建国

奇葩选修课年年有，今年也不例外。厦门大学最近就推出“乳房美学”选修课，引起广泛热议。同时也让社会开始关注全国各高校开设的“非典型”选修课，课程涉及的领域包括了性教育、娱乐休闲、生命教育，甚至还不乏专为女生开设的“新女性培养课程”。（11月4日《广州日报》）

开设“奇葩课”，让一些“非典型”的选修课进入学生课堂，并不是个例。单就厦门大学而言，其曾经就已经开设过“爬树课”，并在课程设置之初，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之声。立足于传统教学思维，新鲜事物自然难以被广泛及时接受，对开设“奇葩课”吐槽不已，也并不值得奇怪。

根据厦大教授的说法，“当前不少女生对于乳房的知识了解程度欠缺，开设这门课就是希望大家能通过学习乳房知识，预防乳腺疾病。”这说明，“乳房美学”的教学目的非常明确，主要是基于现实，对学生所欠缺的知识进行系统性弥补。而且，今年秋季，选修这门课的学生上升到120人，其中还不乏许多男同学，足以看出该“奇葩课程”迎合了很多学生的需求。 应该说，对于一门“奇葩课”的开设，不管是褒还是贬，总能找到合适的借口和理由。被认为有助于学生成长也好，被看作哗众取宠也罢，但很重要的一点却在于，通过开设“奇葩课”，高校教学自由权利得到了保障。从这个方面而言，只要具有正当的教学目的，教学设计合理，课程设置妥当，也没有违反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和社会伦理道德，高校就拥有自由支配的权利，任何人和组织都无权干涉。

长期以来，谈及大学办学自主权，常常让人无法做出正确的解释和阐述。其实，对于开设“爬树课”、“乳房美学”等课程的吐槽，则反映出了当前公众对大学办学自主权的理解仍未到位。在一个高校中，所谓的办学自主权，就是高校能够在国家法律法规的授权下，按照学校的章程，在人才培养、课程配置等方面，享有充分的自由权利。即便，对于某些具有争议的“奇葩课”，公众也应该允许大学在自主办学权下自行摸索，并不断完善和创新。 事实上，每一门课程都是从无到有，“奇葩课”的设置也不例外。面对课程创新，如果不尝试，不实验，不探索，大学的课程就跳不出因循守旧的圈子。鼓励大学创新课程，自主设置某些“奇葩课”，也有助于大学彰显出自身的特色，从而改变每个高校课程千篇一律的现状。那么，对于公众来说，不妨对类似于“乳房美学”的课程开设，多些包容和理解，通过实践来检验课程开设效果的良莠。（刘建国）

13. “劣迹演员禁演”不妨由行业协会裁定

王传涛

10月30日起，《电影产业促进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在审议中，部分常委会委员就电影产业促进法草案中演艺人员的问题发表了意见。有委员认为，要研究设立行业禁入制度，对有劣迹行为、特别是实施过违法犯罪行为的演艺人员在一定期限内禁止其从事影视拍摄；屡犯者，让其终身不得从事影视拍摄。尤其是一些“主旋律”的影片，要坚决禁止。（中国经济网11月5日）

近年来，问题演员、劣迹演员呈“井喷”之势。这离不开朝阳群众的努力，也离不开总拍明星私生活的狗仔队的工作。这些问题演员、劣迹演员，具有很强的公共属性，犯了事往往能产生非常坏的影响力，因此，许多网友和公众希望法律制度能够起到一些更好的约束作

用。相信这也是“劣迹演员禁演”这一话题能够引起社会热议的一个原因所在。

但是，法律从来不是万能的。最起码的，如何定义问题明星、劣迹演员，就很难。吸毒、酒驾、打架、嫖娼都是违法行为，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对于家庭问题、婚外情问题，就比较难拿捏尺度了。而《电影产业促进法》，终归是一部法律，它不可能全盘解决道德层面的问题，如其不然，可能就会陷入法律主义陷阱。

再者，治病救人，从来都符合最基本的法理精神。因此，对于犯过错误的问题演员、劣迹演员，法律制度要做出一定的限制没有问题，但是，“终身禁演”之类的处罚就有些严厉了。要知道，即便是受到刑罚的犯罪分子，也会在服满刑期之后获得自由；一些问题官员，还总能换个地方复出。即便明星的公共属性非常明显，也似乎不应该一棍子打死。

还有一点不得不提。一部影视剧往往从准备到杀青需要很长的时间，如果因为其中个别演员而导致影视剧不能如期上映或播出，将会造成巨大的损失。而实际上，劣迹演员的问题只关乎个人，而不关乎整个剧组。全盘否定的态度，也不利于行业的发展。对此，导演尤小刚也曾谈及，他说，“艺人犯错要处理，更要允许改正，以观后效。”此外，尤小刚还谈到了“表演权”——只要是公民就有表演权。

最好的办法，笔者认为应该是由一些行业协会来作出一些约束性的规定。在影视及演艺圈，我国有许多的行业协会，比如，中国影视演员协会、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演员委员会、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还有许多的地方协会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做工作的。要知道，在法治时代里，协会的作用不容小视，一个协会往往能够覆盖众多的影视公司，影响力非常之大。而且，协会治理在西方社会已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因此，行业协会对问题演员进行约束，也会有很好的效果。

行业协会对问题演员禁演，也已有先例。今年9月份，北京市演出行业协会与北京演出责任有限公司等北京42家经纪机构和表演团体签订了《北京市演艺界禁毒承诺书》，承诺不录用、不组织涉毒艺人参加演艺活动。这也为其他协会和团体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镜鉴。（王传涛）

14. “狗咬人诈捐”事件该有一个温情结局

张立

安徽利辛“女子救人被狗咬”涉募捐造假一事又有新进展。昨天下午，记者从利辛县宣传部门获悉，警方已正式启动退款程序。利辛县委的工作人员说：“如果后续医药费不够的话，县里会先为其垫付、提供救助，同时，也会把公众的捐款尽快核实退还。”（11月5日 《京华时报》）

安徽利辛“狗咬人”事件不断更新，从同情到被骗后的震愕，再到警方迅速介入，事件进展可谓不断撩拨着公众的神经。那些主动伸出援手的爱心人士，在这次“诈捐”中受伤最重，他们应该获得尊重和保护。而“诈捐”的张宏宇，也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自是其咎由自取。也许事件到此时刻，公众的关注和情绪就到此为止，但事件中的另一个关键人物，也是现实中最受伤的李娟，不应在欺骗与保护中受到冷落。

“狗咬人”、“诈捐”等系列案件，归其事情诱因，还是李娟被狗咬伤程度之重而无力治疗。故此，在张宏宇及当地一位媒体工作人员的合谋下上演了一出“诈捐”戏法。这场戏裹胁着公众的同情，暴露出了网络捐献的漏洞与不足。

张宏宇等人发起的“诈捐”，可以说，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近100万元的爱心捐款。但是，事情败露后，这笔善款也必须有一个合法的回归。这不仅是爱心人士的个人意愿，也是法律所保障的。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李娟的救治费用就又成了一个大问题。当爱心捐款合法回归与重伤病人救治出现矛盾时，往往触动着的不仅是爱心的多寡，还有一份责任心问题。 为此，利辛方面表示，“如果后续医药费不够的话，县里会先为其垫付、提供救助„„”。对于重大伤害或疾患，公民个人无力承担，不管是通过大病救治还是借助其他社会救助渠道，

救治费用应该得到有力的支撑才对。诸如前几天报道的老人卖充气娃娃为得白血病的孙子筹措医疗费，还有“卖身”为母亲治病，这些卑微的自救措施，不应该在良性社会互助的机制中屡屡出现。

“狗咬人”事件的不断反转，让公众反思，也应该让一个社会不断成熟。那就是，面对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除了表现出爱心之外，也要多些保护，守住惩治恶行的底线，还要多一些兜底的互助，捞起基本的保障职能，让弱者看到希望。

对恶人的惩治，是为了保护一种善良。对弱者的关爱也是一种有温度有情怀的责任。不论如何，李娟不应该在这次反复剧情中被抛弃，否则，在保护了一种爱心的同时，却有意无意中丢掉了一个社会的责任。而对网络捐献的规范，也应该在这次事件后得到有力的回应，如此，“狗洨人”、“诈捐”事件，才会有一个合法的、温情的结局，李娟也会感受到这个社会的关爱。（张立）